其选择题目,自由度较大,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,不必过于拘束,然又须得其要领,书非通史之作,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,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。各节分述,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,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,详述尽证,只须讲明事实,论证得宜,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。
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,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。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,专攻史学,受教于梁启超先生,后又游学巴黎大学,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,得博士学位。一九三一年归国后,相继执教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山大学、东北大学。抗战军兴,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,时应各地之请,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,通识古今,激励抗战。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,有雄辩之才,每讲史,辄能鼓动全场,听者动容。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,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,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。一九四九年以后,在台湾和美国,续任大学教职。一生的学识经验,积而为讲史之学。四史之成,有赖于此。
黎先生四史,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。难得的是,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,甘心于教学之余,兢兢业业,勤勤恳恳,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。黎先生的四史,严格按照历史去写,不造作,无虚饰,极为谨严,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。随手翻检,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,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,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,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:“上寿称为合●樽,慈宁宫里烂盈门。春官昨进新仪注,大礼恭逢太后婚。”此虽不足为据,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,用词极为谨慎,但亦同下了结论。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,书中是各说并存,不为一己之论。反之,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,书中则据以分析,断然作结。如对雍正,既述其狠,复叙其功,罗列事实,作结云:“当皇帝十三年,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这种说法,诚然可以讨论,但并非凭空而说,毕竟可称为一家言。雍正朝设立军机处,对于集中皇权统治,架空“内阁”,起了关键作用,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,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。书中对此,有较详的叙述,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,再演变到军机处,均有考订,使我们明其原委,既知雍正的集权,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。读史明源流演变,方可据以为论,不落入空泛,甚或牛头不对马嘴。
读史,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,非如此不得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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