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书的体裁是他新创的。《明夷待访录》是他本人的哲学,包括若干篇论文,以“原君”与“原法”两篇为最精辟。
他是王派巨子刘宗周的学生,但思想超出了伦理部门,兼及于政治。这是由于他史学的造诣特别深。他留下不少关于南明的记载,也整理了整个明朝的史料。他的学生之一万斯同,成为一个大历史家。万斯同以后的全祖望与章学诚,均私淑于黄宗羲。万与全均是鄞县人,章是绍兴人。他们形成了历史学界中所谓浙东学派,而黄是此派的开山祖。
康熙有几次请黄出山,黄均坚辞。康熙只得命令当地的巡抚到黄的家里抄他的书,送进皇宫,以便拜读。黄也很有礼貌,让他的儿子黄百家进史局,帮助徐元文等人纂修明史。
另一位康熙想请去修明史的大学问家,是昆山的顾炎武(亭林先生)。他是明朝的一个秀才,在南京陷清以后,他参加本县县知事杨永言的义师,其后也追随鲁王,作了鲁王的兵部司务。鲁王失败,他遍游全国重要地区,图谋复国,在山东、山西、陕西,均建立下小规模的经济基础,可惜人心已不思明,他便终老于陕西华阴,以著述来开创中华民族的新运。
他留下给我们以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隐学五书》与《日知录》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,可说是一部人文地理;《音学五书》是科学的中国音韵学;《日知录》是考据的杰作,
他认为明朝之所以亡,其最大原因为士大夫中了宋儒的毒。朱派、陆派均太注重言心、言性,把政治与经济搁起不谈,不研究。因此,他想纠正风气,大声疾呼,要读书人研究经学,说“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,经学即理学也。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,而邪说以起。”又说,“今之君子…...置‘四海困穷’不言,而讲‘危微精一’,我弗敢知也。”
他提倡切于民生日用的经世之学,但这一种学问在清朝三百年间并未能发达,原因是文字之狱。不过,若干封疆大吏却留下了《皇朝经世文编》,其中充满了可供我们研究的资料。
他的治学方法,发生了极大的影响。第一,他不说空话,每说必有根据,而他所根据的决不是不值得根据的东西。第二,他不抄袭别人的话;即使是他自己所研究出来的,倘若在其后发现前人已经说过,他也即刻删去。第三,他颇能接受别人的意见,从善如流。因此之故,他成了清代“汉学”的开山之祖。
顾炎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,比黄宗羲还要高。黄在思想上颇有独到之处,但规模、系统均不如顾。就治学方法而言,黄比顾更逊一筹。
与顾、黄二人同以隐逸自全,终身不事二姓的,还有很多。其中最有名的,除了前述的汤斌、耿介之师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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