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国人可以在中国的五个港口(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)自由居住、自由贸易,同时又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,中国人能够在英国哪几个港口,享受同样的权利?
全部《南京条约》十三条,条条都是英国的权利、中国的义务。
英国有权在五个港口驻扎一艘兵船,英国有权与中国议定中国关税的“则例”,中国有义务偿还“商欠”,赔出“战费”,中国有义务补给所毁的两万余箱走私鸦片的“原价”。
“商欠”是华商欠交英商的高利贷本利,原为两国商人间的私事,却要中国政府代还,数目是三百万元(墨币)。
战费,是英国政府自己要兴师动众而花的钱。中国政府为了抵抗外侮,也何尝没有花了很多?然而中国活该,为什么镇江一失,便慌忙求和于几千个英国兵与印度兵的威胁之下?赔了一千二百万元。
鸦片的“原价”是六百万。
商欠、战费与鸦片原价三项加起来:二千一百万。
在这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之中,总算英国人把扬州盐商的三十五万五千两扣除了。折合五十万元。上海居民曾经答应送五十万元给英军,在条约签字以后缴了,也被扣除。
奕山在广州于义律兵临城下之时(道光二十一年四月),曾经交给义律六百万元。英国人称这项赔款为“广州赎城费”,不肯从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之中扣除。因此,中国在实际上所付出的不止是二千一百万元,而是二千七百万元。
英国的历史家曾经细细地算了一下,说英国政府在商欠、战费、鸦片原价三个项目之中无钱可赚,所赚的正是这“广州赎城费”六百万元。
中国的政府与人民,在当时虽已很穷,却颇能担负得起这前后所出的二千七百万元之数。一船一船的银子,自中国运去伦敦。伦敦的造币厂加工铸制(银质的)英镑与印币卢比,除了分别还清商家与归垫英属印度政府以外,把剩下的相等于六百万元墨币的银子,存入国库。
堂堂“大英伊尔兰等国君主”总算发了一笔小财,但英国已是充分立宪制的国家,女王本人并不直接管钱。存钱用钱,均是那个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之事。
内阁的外务大臣,从1841年(道光二十一年)阳历9月起,已不是那号称“魔鬼之子”的帕麦斯顿勋爵,而是阿波儿丁勋爵。阿波儿丁于上台以前,一向认为英国政府不该替鸦片商人撑腰,进行“不名誉的战争”,上台以后却并不反对替国库略为增加一点收入。
在中国的一方面,“商欠”三百万元虽则由清廷代还,结果仍是摊派于广州公行(十三行)的商人。“广州赎城费”六百万元中的二百万,是由广州的全体老百姓分担的,政府只出了四百万元。此外,扬州盐商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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