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此之故,反对他的人便有辞可藉,说他根本不想灭捻。
清廷的实际主持者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,对曾国藩原极信任,但是在张宗禹渡了黄河、深入陕西以后,也不得不切责曾国藩一番,不得不取消他的统帅职权。
曾国藩生性倔强,向清廷一再表示连两江总督的官也不要做,同时却说“断不求回籍以图安逸,仍留军营帮同照料一切,维系湘、淮各军之心,联络苏、鄂两路之气”。
毕竟,曾国藩拗不过清廷,于继续接了几道“着即懔遵”的谕旨以后,只好在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复:“即于(明年)正月初旬(由周家口)回驻徐州,暂接两江总督关防,俾(署理两江总督)李鸿章迅速交卸,驰赴前敌”。
但是,他仍认为捻众“流窜六省,纵横三千余里,剽疾如风,李鸿章一人接办,尚恐照料难周。......李鸿章…...统筹全局,驻扎则以西路为主;臣驻徐州防剿,惟以东路为主。一以为李鸿章后劲之助,一以为微臣补过之资。”
清廷立即批驳他:“曾国藩既经接受两江督篆,所有察吏、筹饷及地方应办事宜均关重要,且金陵亦不可无勋望素著大员坐镇。着即回驻省城,以资镇摄。”
曾国藩挨到正月十九日,在徐州接受李鸿章交来的两江总督关防,二月十六日由徐州启程,三月初六日到达南京(在当时称为江宁)。
在这期间,“剽疾如风”的任柱、赖文光早已由山东、河南进入湖北。担任巡抚的曾国荃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同治元年正月,淮军刘铭传部与湘军鲍超部,在安陆府京山县的尹隆河镇与任、赖大战一场,先败后胜。败的是,不遵守约定而提前进攻的刘铭传部。胜的是,如期赶来的鲍超部。
事后,李鸿章反而袒护刘铭传,把责任推到鲍超身上,说鲍超“后期”,不按照约定时间赶来夹击。
鲍超于战胜以后,正在扩充战果,追击任、赖于枣阳唐县一带,却接到清廷申饬他的谕旨,一气之下百病俱发,头上伤痕之旁的筋肉整天跳跃不已,左手及两腿先后麻木不仁,舌头僵硬得不能说话,“常常昏迷,动辄一二日不省人事”。曾国藩替他代上奏章,请求开缺。“霆军”步兵二十营,骑兵十二营,只留下步兵十四营交给曾国荃接管,其余的一律遣散,听任回籍归农,或转赴他营应募。
任柱、赖文光于刘铭传惨败、鲍超被谴辞职以后,再加上刘松山已经带了老湘营开去陕西,就更加所向无敌,剽疾如风了。他们由湖北回师河南,由河南再往山东,于同治六年五月在东平县境冲过清军的运河防线,弄得山东巡抚丁宝桢、河南巡抚李鹤年、湖北巡抚曾国荃,都受清廷的处分。李鸿章也被严旨申饬,“戴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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