载、穆二人也用同样的语调,劝巴夏礼转告爱尔金:一千名卫队带到通州以后,把其中的多数留在通州,只带少数人进京较为省事。
这些“遁辞”,巴夏礼听来极不顺耳。分明是早已接受的条件,而且写成白纸黑字、用“交换函件”的方式加以确定了的,怎么又变起卦来?
又过了两天,八月初四,巴夏礼偕同瓦勒克上校、骆克秘书与一位中国军官,去张家湾以南五华里处,选择可以驻扎英、法军队的地方,却看到上万的中国军队(憎格林沁的,加上北京调来的马步官兵)已经先到。
巴夏礼怒不可遏,又去通州责备载垣“背信”,然后就离开通州回天津,去向爱尔金报告。刚走到张家湾,他就被中国兵围住逮捕,押送到僧格林沁面前,捺在地上。
僧格林沁问他:“怎么敢对怡亲王(载垣)口出不逊?”同时命令他写信给爱尔金,停止进军。
巴夏札不肯。于是就被上了手铐脚镣押解北京,先后关在刑部大牢与高庙两地。
和巴夏礼同时被捕的,有二十六名英国人、十三名法国人,包括卫队长安得生上尉,《黍晤士报》记者包尔贝与法国天主教德吕克。
僧格林沁向咸丰皇帝报告,竞说:“巴夏礼善能用兵,各夷均听其指挥,现已就擒,该夷兵必乱。乘此剿办,谅可必操胜算。”把敌人的翻译官看成统帅,无知至于如此安得不败!就在巴夏礼等人被捕的这天,英、法联军发动攻击,僧格林沁大败,丢掉七十四门大炮。
三天以后,八月初七(9月21口),又在八里桥打一仗,僧格林沁再败。临阵督战的八旗禁军指挥胜保面部中弹,当场跌下马来。
清军于是放弃通州,退守北京。联军这时候已经把弹药几乎用光,无力再向前进,便假意续开谈判,暗中加紧由天津运来接济。咸丰皇帝指定恭亲王奕訢与爱尔金通函交涉。
谈到八月二十一日(10月5日),联军准备完成,立刻翻脸不谈,绕过北京城的北边,向海甸与圆明园进攻。次日,英军占领海甸.法军占领圆明园。
联军以为僧格林沁驻扎在海甸,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,然而他们扑了空。僧格林沁已经拔营而去,咸丰皇帝呢,早就在八月初八(9月22日),八里桥之战的次日,即已离开北京,出狩木兰(逃去热河承德)了。
法军进入圆明园,把园内的历代玉器、瓷器、铜器、金银器恣情抢掠。英军来迟一步,却也检得不少。(他们把古物带回去,卖给有钱人。有钱人死了以后,子孙每每又卖出来或捐出来,于是大多数古物都间接、直接进入博物院。)
负责办交涉的恭亲王奕訢,在圆明园失陷以后,躲在长辛店不肯露面。
留在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,一面联名请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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