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在同治六年派遣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,为中国“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”(英文写作“特命全权高级公使”HighMinisterExtraordinaryandPlenipotentiary)。同时被派的,是志刚与孙家谷。这两人名义与蒲安臣相同,事实上只是高等随员而已,清廷为了敷衍英、法两国,又加派柏卓安与德善为“协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”。
蒲安臣在华五年,颇得中国政府及各国驻华人士的好感。他任期届满,恭亲王与文祥等人在总理衙门为他饯行。于酒酣耳热之际向他提出,请他到欧美各邦作中国的正式代表。他踌躇了几天,却不过恭亲王与文行的情面与总税务司赫德的“打气”,终于答应。
答应了以后,他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,在欧美替中国挣得了极大的同情与了解,于完成任务的前夕病死于圣彼得堡。
他率领志刚等人与三十名左右的随员,在1868年2月25日(同治六年二月初三)离开上海,于一个多月以后到达旧金山,受到加里福尼亚州长的盛大欢迎。在欢迎宴会上,他强调中国已走上“和平与进步”的大道。州长说:“我们的贵宾,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府的代表,同时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府的宠儿”。
到了纽约,纽约州州长也设宴款待蒲安臣与他所率领的“代表团”。蒲安臣演讲说:“中国已经准备邀请美国传教士“到(中国的)每一个山头、每一个山谷,树立闪耀的十字架”:中国而且准备“聘任美国工程师去中国开矿、筑铁路。”
美国的总统约翰生,在华盛顿白宫接见他们,叫国务卿(国务秘书)席华德,和蒲安臣议订了一个《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》:内容共有八条,例如,美国如与他国交战,美国与他国均不得在中国领海“争战夺货劫人”;中国可以派领事驻在美国各港口;中国人在美国也应该有信仰自由,“不得因中国人民异教,稍有屈抑苛待”;如果有美国及中国人将中国人勉强带往美国或运往别国(作猪仔),均按法律治罪;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,“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,一体优待”,美国人可以在中国的指定外国人居住地方办学堂,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办学堂。
最重要的,是第八款:“凡无故干预、代谋别国内治之事,美国向不以为然。至于中国之内治,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顾问之意。即如通线(海陆电报)、铁路各等机法,于何时、照何法、因何情欲行制造,总由中国皇帝自主,酌度办理,此意预已言明。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各种机法,向美国以及泰西各国借助襄理,美国自愿指派精炼工师前往,并愿劝别国一体相助。中国自必妥为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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