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海陵南迁以后,金国朝廷的统制重心渐渐向南倾斜,向其经济重心靠拢。只是基于政治上的惯性,依然视东北为根本之地,不允许此地出现任何动荡。
自古以来,治理边疆无非软硬两手。
要么就在经济上加以提携,先求人人得保暖,家家有余粮,进而推动文化上的认同和融合,使百姓自然而然地倾向朝廷,认同朝廷;要么就在军事上加以镇压,凭借绝对的武力优势,对任何动乱的苗头一出即打,宁肯杀得血流成河,也要防微杜渐。
问题是,大金朝廷这两手,都没有做好。
在经济上,女真勐安谋克大举南迁之后,东北内地的农牧业陷入了长期的衰退,而诸多女真贵胃离开东北,又使得一度畸形发展的手工业迅速瓦解。这一来,剩下的诸多民族或部落无非渔猎为生。在这些部族看来,大金建立之前的几百年,我就在渔猎,大金建立之后我还在渔猎,既如此,捧你做甚?
而在军事上,就更别提了。女真人内迁,导致了其在人口数量上难以压倒诸多异族,为此,地方官员不得不格外提高警惕,对各部族加以防范。然而这种警惕和防范,本身就是引发冲突的焦点。
尤其是东北地方的契丹人,与朝廷的关系特别微妙。
契丹人是辽国灭亡之后,被金国强令迁入东北的外来者。为了在此立足,他们必须依附朝廷,与女真人合作、受女真人的驱使。所以东北招讨司和界壕长城沿线的所谓飐军、乣军,都充斥着契丹人,甚至有许多契丹人做到千户以上的骨干军官。
但有金辽灭国之仇在,女真人对契丹人的不信任,又是根深蒂固的。
大安三年起,蒙古国大举攻金,屡次派遣偏师进攻东北以为策应,自临潢至辽东遂一片大乱,赤地千里。
在这种局面下,金国设在东北的军政官员无力对抗蒙古军威,反倒以更加严苛的手段管治下属各族,以求稳固局势,坐等蒙古军自退。
可这样的想法,全然错了。
蒙古军的进进退退、烧杀掳掠,且不去管,契丹人先自造反。其首领耶律留哥原本是金军千户,逃亡后招引部众,只用了数月时间就集众十余万。
此时蒙古按陈那颜受成吉思汗所命,率孛都欢、阿鲁都罕等部千余铁骑征伐辽东,正与耶律留哥所部相遇。
按陈那颜喝问耶律留哥是何身份,欲往何处。耶律留哥答曰:我,契丹军也,往附大国。道阻马疲,故逗留于此。
按陈那颜遂与耶律留哥登金山,刑白马、白牛,登高北望,折失结盟。
此举使得金国大为震怒,不顾先前在北疆连败数场,丧师失地,强行起兵讨伐。
这一支讨伐军,集合了金国在上京临潢府、北京大定府的全部精锐,以元帅右都监兼咸平路兵马都总管完颜承裕为主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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