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海军的核心人员们,大抵都没把朝廷放在眼里。初时,这种情绪只在极私下的场合显露,但随着己方的势力日渐强盛,将士们的情绪表露也就愈来愈直白。
对此,郭宁既不鼓励,也不阻止。
不鼓励,是因为定海军尚需低调,眼下还没到扯旗的时机;不阻止,则是因为这种情绪本身,确实是定海军的军心所在,迟早有需要其勃发的时候。
但对皇帝本人,郭宁倒并不鄙视。
完颜珣能在中都事变的乱局中安安稳稳坐到皇帝的位置上,本身并非庸人。
他对朝局的控制,对文武百官的监查和猜忌,并非出于性格或才能上的弱点,而是缘于局势所迫。而他在当上皇帝以后的所作所为,也不是一无是处。
郭宁曾与移剌楚材讨论过。大金国这几年的政局变化,其实和军事上的变化有着紧密关联。
早年大金与蒙古厮杀,尚处上风的时候,每隔数年调集界壕沿线各统军司的精锐,由宰执重将统领,向北剿杀、极于穷荒。
后来蒙古人渐渐形成统一政权,金军的北进剿杀就越来越难,需要动用的兵力规模越来越大。但朝廷的整体思路,仍然是集结全国的劲兵勐将,在界壕以北的草原上决战破敌。
这个思路撞上了统一以后强悍异常的蒙古军队,结果在野狐岭和密谷口两次大会战中,造成了数万数十万人规模的溃败,金国的野战精锐被一扫而空,中原、河北各地的人力资源损失惨重。
此后金国和蒙古攻守易势,金国的朝廷中枢便不再有能力组织先前那种大规模的军队。在贞右元年的战事中,朝廷的军事权力,更处于不断滑落到基层的过程。
一向以来,大金各地的总管府、节度使府兼领军政事务,但这批总管和节度使们,有相当数量死在了此前野狐岭和密谷口的惨败中。而作为辅弼的转运司、提刑司等机构,也随着蒙古人的入侵,被打得稀碎。
所以从大安三年开始,大金地方军政人选的任命,就陷入了失控状态。
中枢几乎不能及时填补地方的官员空缺,而纵使遣出人手填补了空缺,这些官员又不得不自行其是,与中枢形同隔绝。
比如说,按照制度,地方军将发兵三百人以上或征兵,都需要尚书省奏请虎符,近侍局交付虎符,尚书省再备录圣旨,然后专使携符信驰送至彼。但实际上当着蒙古人铁骑纵横,谁有时间候着朝廷旨意?
无论是面对蒙古人的最前线还是后方,各处镇守军将和地方豪杰,全都在自家签军、自家征粮、自家打仗,自家修建堡垒,卫护乡里。
这种情况下,朝廷中枢和皇帝本人,在决断军政大事的时候,就处于一种极度茫然和失控的状况。
皇帝的视野只能及于中都城墙之内,出了城墙,一切全都是混沌和未知
请收藏:https://m.xpal.org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