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明军借水师之便,沿钱塘不断袭扰。我大军不得不分守各处,纵有十多万人马,却几乎动弹不得。”洪承畴怒道,“眼下只有将钱塘北岸坚壁清野,大军退至南人无法借舟船攻袭之处,方可复夺主动。而这些人竟主次不分,于朝堂上处处掣肘!”
这也是他苦思许久才想出的对策——将钱塘北岸百姓全部北迁百里,而清军则放弃沿岸城镇,退至离岸五六十里处布防。
如此一来,明军登陆部队的行踪一旦暴露,想要再返回船上周旋,就必须行军五十多里——大约近两天的路程——才能赶到钱塘江边。
在此过程中,他洪承畴便有了闪转腾挪的空间,不论是紧追掩杀,还是在明军归途中设伏等等,都能令清军摆脱眼前这种不利局面,找到重创敌人的机会。
但他却没想到,将此方略写成奏折发回北京,立刻遭到冯铨等人的一致声讨。
杨志和一旁揖道:“大人,据说陈阁部、吴御史甚至谭拜大人都赞同您的主张,但朝中以冯铨为首,南党之人连番以‘避战畏敌’‘献浙北于敌’‘擅弃重镇’等言辞辱您,甚至连‘勾结明人’都说了出来,当时武英殿里吵成一片。”
洪承畴长叹了一口气,思绪却飘回了崇祯朝。
彼时东林党为首,与阉党、浙党斗成一片,所有朝臣都只会喊打喊杀,伸长了脖子拼命要求前线军官主动进攻。谁的喊声敢弱些,立刻便会被敌党说成“畏敌”“卖国”而遭到攻讦,更遑论战略收缩之类。
在朝中此等风气下,统军将领只能不管兵力强弱而一味进攻,很多战役都是因此而败。
崇祯十四年,因锦州东关守将吴巴什降清,锦州被皇太极大军团团围住,锦州守将祖大寿向朝廷连番告急。于是崇祯帝派他率十三万大军赶去增援。
当时清军在锦州附近修筑了不少营垒,摆下铁桶阵。他见状也不强攻围城敌军,而是将人马驻扎在距离锦州一百多里的宁远,与锦州形成呼应之势。
而后他四处出击,在塔山、大兴堡一带反复袭扰清军,令敌损失惨重,而清军受到宁远明军的牵制,也不敢大肆攻打锦州城。
正当他步步为营、稳扎稳打的策略取得初步成效之际,崇祯却听信朝臣们说他洪承畴“不敢攻敌”“畏战退缩”之语,反复下旨要他“刻期进兵”,速战速决。
他遂向朝廷上书,表示“大敌在前,兵凶战危,解围救锦,时刻难缓,死者方埋,伤者未起。半月之内,再督决战……锦州之急!”
但便是这半个月的缓冲期朝廷也不给他,又一连派来马绍愉、张若麒等督战。
无奈之下,他于七月份率军离开宁远,在松山与杏山之间与清军展开决战。却不料被阿济格烧了他囤于笔架山的粮草,大同总兵王朴一又违令退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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