靠的则是所谓“洋税”,也就是关税。左宗棠西征,所靠的竟是洋债。曾、李、左三人在当时倘若完全等待北京的清廷发下款子来,早就养不住兵、打不成仗了。
清廷的财政,从头至尾是一本胡涂账。但是,它在道光二十二年这一年能够办到收入大于支出,则大致可信。原因是道光皇帝本人的确很喜欢省钱。(收入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两,支出三千一百五十万两。)
关于同治一朝十三个年头的收支数字,我们毫无足资参考的材料。
我们只有间接的,赖以想像而比照的光绪五年的数字:正常的收入,如地丁、杂税、盐税等等,仅有二千七百多万两(应该是四千万两左右,但收不到)。正常的支出,如(旗绿)兵饷、河工、京饷、各省留支,也从四千万两左右减发为二千四百多万两。景况之劣,与道光年间不可同日而语。
所好有新增的收入,计洋税一千二百万两、厘金三百万两。同时却也有新的支出,西征军与津防军共一千万两左右,各省新练的所谓“防军”一千万两左右,汇拢来显然是入不敷出。
自从道光三十年发生太平天国革命以来,人民直接因遭遇兵祸而受的损失固然不可胜计,间接因供应清军开销而受的搜括,加起来也是天文数字。在洪军未到南京以前,清军已花去二千七百万两以上。江南大营成立以后,每月的开支在五十万两左右,一年是六百万两,十年是六千万两(事实上超过十年)。在安徽南部,由曾国藩主持的徽南防营,每月的开支在三十万两左右,一年三百六十万两,十年是三千六白万两(虽则事实上不足十年)。从同治元年开始,到与捻军的战争结束,曾国藩经手的军费报销,又有三千万两左右;李鸿章所经手的有一千六百万两以上;左宗棠征甘征新,也花掉四千八百二十万两。这些,只是荦荦大者,其他各省各将领的报销尚不在内。
在如此民穷财尽的情形之下,曾、李、左等人竟然办成了天津机器局、江南制造局、马尾轮船制造局,而且也练了若干新兵,真是难能可贵。我们怎能责备他们没有把中国军队彻底近代化呢?
(五)用人恭亲王与文祥在奏疏中所提到的“用人”,着重在用“正人”。为了办理洋务,清廷所需要的不仅须“人”,也要“懂得洋务的人”才行。向那里找?全国根本没有,除了少到极点、像容闳那样由于偶然的机会而被洋人培植出来的(被英国传教士带到英国,其后他自己去了美国,进耶鲁大学读书)。
容闳向曾、李建议,选拔俊秀的华童送往美国。这建议被曾、李接受,于同治十一年实现(曾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,实际上决定这件事的是李)。容氏在耶鲁大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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